資金是合作社生存與發展的保障。隨著農業規模經營的不斷推進,合作社及其成員對資金的需求大幅增加,融資難已經嚴重阻礙了他們的發展壯大。這幾年,一些合作社在尋求外部金融支持的同時,努力在組織內部尋找破解途徑。他們自發開展試驗,以成員信用為基礎,以產業為紐帶,由全部或部分成員自愿出資,為成員發展生產提供資金服務。這種試驗,得到了中心政策的肯定。黨的十七屆、十八屆三中全會都強調,答應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多個中心1號文件對此也提出了明確要求。信用合作在當前農村改革試驗中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但作為一種新機制,信用合作如何運行、是否持續、怎么發展,亟待研究。

堅持內部性社員制的信用合作機制

2014年開始,筆者環繞信用合作開展了一系列調查研究,對全國情況進行了摸底,并實地考察了山東、江蘇、安徽等12個省市60多家開展信用合作的合作社。總的看,這些合作社規模比較大、產業基礎比較好,有威信高能力強的領辦人,開展信用合作具有明顯的自發性。但重要的是,調研發覺,盡管合作社產業不同、發展各異,信用合作的運行機制卻是基本相同:成員出資入股、內部封閉運行、資金有償使用、收益按股分紅、注重風險防控。具體做法可能千變萬化,但都萬變不離其宗。

江蘇常州金壇區萬葉水產合作社,就是信用合作早期的探索者。理事長馮東波是個農村能人,早些年帶頭養起了青蝦和螃蟹。2009年,他聯合周邊的養殖戶成立了合作社。蝦蟹養殖需要大量資金,為了解決部分成員缺少資金的問題,2011年,經全體成員大會同意,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鼓勵寬裕的大戶把閑置資金拿出來,幫助資金困難的成員。當時參與成員有50戶,籌資200萬元。2012年開始,增加到80戶,籌資規模基本固定為350萬元。之所以維持在這個規模,馮東波說,“夠用就行,不圖資金運作賺錢。”

資金源于成員。主要以成員出資入股形式籌集資金。萬葉水產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的350萬元,是由80戶成員共同出資,最低的入股2000元,最多的不超過總額的20%。社會資金不答應參與進來。年底開會決定第二年的籌資規模。目前信用合作成員已經固定,有人退出時才答應新成員加入。

限于成員使用。只面向合作社成員發放借款。一是需要出資成員擔保,擔保額不超過出資額。二是以種苗、飼料等生產投入品的形式發放,減少現金交易。三是按每畝5000元的標準核算借款額度,最多的成員可以借30萬。馮東波說,以前有鄉鎮領導不太了解信用合作性質,要求合作社借5萬元給社外的養殖戶,被他拒絕了。截至目前,已累計向232戶成員發放借款1146萬元,沒有一起不還的。

資金有償使用。信用合作都設置資金使用費。這體現了資金的價值。萬葉水產合作社的使用費標準參照信用社同期貸款利率的80%執行,而通常它的出資收益可以達到同期存款利率的1.2倍。為更充分利用資金,2012年開始,他們用閑置的信用合作資金購買銀行理財產品,年化收益率達到4.5%-5.5%,很好地降低了資金成本。水產養殖周期是1年,信用合作周期也定為1年。4-6月是借款高峰,還款時間由借款人決定,但最晚不能過春節,使用費根據實際借款時間結算。

收益按股分紅。主要依據的是出資額。每年春節前要對信用合作進行結算,按照成員出資進行分配。2011年沒有分紅,2012年每萬元能分紅70多元,2013年是100多元,2014年達到200多元。

經過幾年發展,萬葉水產合作社從最初的280戶擴大到518戶,出資額也從100萬增長到300萬元,養殖面積達到了1.4萬畝。2014年,合作社經營收入超過1億元,每畝純利潤5000多元,被評為國家級示范社。它的經驗說明,只要依托優良的產業基礎,遵循內部性、社員制,根據成員需要籌集資金,自主開展信用合作,風險就是可控的。

合作社信用合作是發展農村經濟的必然選擇

一是農村金融供給缺失倒逼合作社進行內源性金融創新。萬葉水產合作社成員很多都向銀行申請過貸款,很少有獲批的。這是由于正規金融機構對小農金融供給的成本高、效率低、風險大,不愿意提供服務,形成了供給約束型的農村金融市場。外部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得萬葉水產這樣有較好產業基礎的合作社,轉向利用組織優勢,通過內部信用合作來滿足成員融資需求。

二是農村熟人社會結構避免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出現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我國農村是以家庭為核心的典型熟人社會,信息相對公開透明。合作社通常建立在業緣、地緣、血緣和親緣關系上,成員都是親朋好友和鄰里鄉親。基于此開展信用合作,可以借助農戶在熟人關系中的社會資本,加大了借貸者的違約成本。萬葉水產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以來,沒有出現一例違約不還的,就與這密切相關。

三是農民資金需求要有相匹配的金融產品模式。大部分農戶的資金需求仍然具有典型家庭經營特征,單筆金額小且零散,有明顯的時效性、季節性和周期性。受限于我國現行農村產權制度,農戶有證資產不足,并且“家財萬貫、帶毛的不算”,青蝦螃蟹都不能抵押。信用合作主要提供小額、短期借款,不要求抵押,手續簡便、靈活快捷,適應農民金融需求特點,具有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制度優勢。

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面臨內外雙重阻礙

從全國來看,開展信用合作的合作社大約兩千多家,與140多萬家合作社規模和農民旺盛的融資需求相比,不過杯水車薪。這主要是受到外部環境和自身條件兩方面限制。

從外部看,農民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的制度環境不夠完善,發展氛圍需進一步營造。一是法律地位缺失。只有部分地方性法規有相關規定,國家層面沒有法律保障。二是監管責任不明。中心提出的都是原則性要求,既沒有明確具體監管部門,也沒有制定統一規范辦法。三是社會認知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門不能正確熟悉信用合作,不愿也不敢開展工作。有的地方則視同非法集資,直接打壓。 

從內部看,部分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的經濟基礎尚顯薄弱,治理運行不夠規范。一是資金不足。合作社是弱勢群體的聯合,普通沒錢,成員產業又基本相同,用款時間集中,加劇了資金問題。二是人才匱乏。信用合作專業性強、風險性大,對人才的要求高。合作社本身就缺人才,懂金融的更是少之又少。三是不規范。這既有合作社自身運行治理不規范,開展信用合作先天不足的問題,也有合作社對信用合作的運行機制和規律理解不深、操作不規范的問題。此外,社會上也有一些個人或團體假借“合作社”名義高息攬儲,變相開展非法存貸業務,涉嫌非法集資,擾亂了農村金融市場,也嚴重損害了合作社信用合作的聲譽。

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需要規范引導

盡管信用合作是合作社自發開展、自主運行、自負盈虧的經濟活動,但究竟對象是資金,流動性、趨利性和非理性較強,風險較大,需要政府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在規范的基礎上,引導合作社有序開展信用合作。一是強化監管。要抓緊出臺具體監管辦法,明確部門監管責任。二是試點先行。以點帶面,總結試點經驗后再進行推廣。三是指導培訓。指導合作社制定信用合作規章制度,明確信用合作與非法集資的界限。四是加大扶持。支持合作社信息化建設,提供財政稅收等相關扶持。五是推動修法。盡快將信用合作納入到《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調整范圍,消除法律隱患。同時,對于個別人募集資金貪大求多,片面追求高額回報的傾向要高度注重,防止蛻變成脫離產業的資金運作。相信通過這些舉措,信用合作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為真正破解農民融資問題發揮更大的作用。